“易不言鬼”,易經裏邊卻出現三處“鬼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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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易經》為羣經之首,大道之源,其立義宏深,旨趣玄遠,貫穿着對天地法則與人事規律的哲學探究。世謂“易不言鬼”,非謂其字面絕無“鬼”字,乃指其思想內核不涉怪力亂神之迷信,而專注於闡發陰陽變化、吉凶悔吝之理,其言辭間或有“鬼”字,然其義理皆可歸於人事、歷史或宇宙論之範疇,與後世所謂幽冥迷信之事殊異。以下將依經文次第,辨析諸“鬼”字之實義,並闡發《文言》中“與鬼神合其吉凶”之深邃哲思,以明《易》學之理性精神。 《既濟》九三爻辭雲“高宗伐鬼方,三年克之”,《未濟》九四爻辭雲“震用伐鬼方,三年有賞於大國”。此兩處“鬼方”,歷來學者均考釋為上古方國之名。殷墟甲骨文中已有“鬼方”之記載,其地位於商族之西部,為商周時期實際存在之部族。高宗,即殷商中興之君武丁,其征伐鬼方乃重大歷史事件,爻辭引此事,意在借史明理。《既濟》卦處事之已成,故以“三年克之”喻成功之不易,戒人不可輕動,尤須遠離“小人”;《未濟》卦處事之未成,故以“三年有賞”喻奮發努力終獲嘉獎。此處之“鬼”,僅為特定方國稱謂之組成部分,毫無幽靈鬼魅之意。先儒如宋人鮑雲龍在《天原發微》中亦明言,解《易》當探造化之賾,若離了天地造化別做一看,則流入異端。故“伐鬼方”之辭,純為以史事佐證處世之智慧,乃《易》學“推天道以明人事”之顯著例證。 至於《睽》卦上九爻辭“睽孤,見豕負塗,載鬼一車”,此“鬼”字常引人疑竇。然細究其語境,此爻描繪的是人在乖違孤獨(睽孤)、心神疑懼之際所產生的幻覺。“見豕負塗”已屬荒唐之象,“載鬼一車”更是疑懼之極所產生的錯覺。王弼注云“見鬼盈車,籲可怪也”,正點明此乃心疑所生之幻象,非實有鬼。緊接着的“先張之弧,後説之弧;匪寇,婚媾”,揭示出真相:最初警惕張弓欲射,最終釋然放下弓箭,因為來者並非寇盜,而是婚娶的隊伍。此段爻辭生動闡述了因睽隔、猜疑而導致的認知謬誤,以及最終真相大白、化疑為和的過程。其中“鬼”之出現,全然是作為隱喻心理錯覺的意象,其哲學寓意在於揭示主觀偏執如何遮蔽客觀真實,與迷信無涉。有學者更考證,此場景或與古代某種特殊婚姻儀式有關,旅行者初見不明而驚駭,遂以“鬼”形容之。此解亦將此“鬼”落實於古代風俗之描述,而非宣揚幽冥之事。 通觀《易經》古經,其“鬼”字或指方國,或喻幻象,均未脱離歷史與現實經驗之範疇。此正與《易》之根本精神相合:觀乎天文以察時變,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其關注者,乃現實世界之變化規律與人倫社會之治理法則。 然而,《易傳·文言》在闡發“大人”之境界時,確有“與天地合其德,與日月合其明,與四時合其序,與鬼神合其吉凶”之語。此處“鬼神”當作何解,方不悖於《易》之哲學本質?宋代以降之大儒,對此有着極為精微且理性的闡釋,其説多收錄於《欽定四庫全書》之部。其核心論旨,乃將“鬼神”徹底哲學化為宇宙間陰陽二氣之運動與功能。 朱熹對此闡發尤詳。其論大抵以“鬼神”為“造化之跡”,是陰陽二氣之良能。所謂“鬼”,象徵氣之屈縮、收斂、歸藏;所謂“神”,象徵氣之伸張、發揚、生長。如以四時論,則春夏氣伸為“神”,秋冬氣屈為“鬼”;以晝夜論,則白晝為“神”,黑夜為“鬼”;以生命論,則生息壯盛為“神”,衰老消亡為“鬼”。故《繫辭傳》言“精氣為物,遊魂為變,是故知鬼神之情狀”,並非描述某種人格化之幽靈,而是闡釋構成生命之“精氣”聚合便成為物(生),離散則發生變化(死),由此可以理解陰陽二氣聚散屈伸(即鬼神)的情狀。張載“鬼神者,二氣之良能也”的論斷,更是儒家氣化哲學對此概念的經典定義。 因此,“與鬼神合其吉凶”之真義,乃指“大人”之作為,不僅能順應天地日月四時之顯在規律,更能契合與把握那幽深難見、卻決定萬物生殺與事態成敗的陰陽消長、氣運屈伸之機。吉凶之幾,兆於幽明之變。所謂“合其吉凶”,即洞悉並順應此陰陽消長之必然趨勢,於氣之“伸”(神)時進取有成,於氣之“屈”(鬼)時退守無咎,如此則動必契機,行無過失。此説完全摒棄了向幽冥祈福禳災的迷信意味,而是將“鬼神”提升為宇宙間一種至為精微的客觀規律與動力。程頤直言:“鬼神只是一個造化。” 此“造化”即天地自然之創造化育功能。君子以其誠敬之心,事人如同事神,其理相通,故“知生之道即知死之道,知事人之道即知事神之道”。 綜上所述,《易經》經文中的三處“鬼”字,皆有具體的歷史或心理指涉,絕非宣揚幽冥之事。而《易傳》所言之“鬼神”,經後世大儒、特別是宋儒依據《四庫全書》所載之經典闡釋,已徹底轉化為表述宇宙間陰陽二氣運動變化的哲學範疇。整部《易》學,自其卦爻符號至其經傳文字,皆致力於揭示“一陰一陽之謂道”的普遍原理,其目的是“通天下之志,定天下之業,斷天下之疑”。它教導世人通過觀察天地萬象的變化以明進退存亡之道,通過修養自身的德行以契合宇宙的秩序。此乃一種深刻的自然哲學與道德哲學,其根基在於理性與經驗,其導向在於人文與教化。故謂“易不言鬼”,其深意正在於此:它超越了對於超自然力量的恐懼與祈求,直指宇宙與人生之本然規律,從而確立了中華文化早期重要的理性主義傳統。